1969年，我中学毕业后在上海金山县兴塔公社卫星大队插队落户。1973年夏天，公社的有线广播喇叭里传来了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消息，这让我想起了半年前的一件事：1972年底，我作为大队团支书，与大队长一起带领300多号人，自带粮草、铺盖，参加了在杭州湾北岸金山卫海滩上的围垦工程。当时，工地上无遮无挡，寒风凛冽，冰冷刺骨，在雨雪交加的恶劣天气下，来自沪、浙两地五六万农民硬是靠人拉肩扛，用锄头、箩筐、扁担等农具，苦干了一个多月，在淤泥没膝的海滩上修筑了一条长8.4公里、高9.2米、顶宽11米的大堤。围垦出来的这片滩涂，要建设经毛主席圈阅、周总理亲自批准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我反复看了上海和外地众多院校的招生材料，决定报考上海化工学院四川分院的基本有机合成专业（亦称石油炼制）。

8月的一天，骄阳似火，大地被晒得发烫。上海化工学院四川分院来上海招生的罗家元老师，从地处梅陇的上海化工学院乘车赶到金山县城，转而换车至兴塔，再走四五里路和小船摆渡到了我们大队。罗老师向我介绍了这次招生工作的重要意义和相关情况，问我为何要报考相隔上海几千里之遥的四川分院。我说，金山卫要建上海石化总厂，上海化工学院四川分院刚好有相关的专业，我就填报了。如果我有幸能被录取，学成后就好回来参与这个从国外引进的技术先进的化工厂的建设和生产。

几天后，我接到了上海化工学院四川分院的正式录取通知书。罗老师告诉我，这次招生，金山县还有丁振云、杨佩漪两名知青也被录取了，要我们在路上相互照应好。8月底，我们从上海坐火车经过4天3夜的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位于四川自贡市郊邓关镇旁的黄坡岭上的四川分院。到校后得知，四川分院是首次招生，共录取了120多名工农兵学员，分为有机、无机、高分子、化机4个专业，各专业约30人。我被分在有30班，并担任了班长。在学校领导和老师的精心准备和安排下，我们很快投入了紧张而有序的学习。当时，学校确定我们的学制为3年半，即1973年9月至1977年2月。

1975年2月，为更好地服务四川省及西南地区，分院准备扩大办学规模，新设农药、化工防腐蚀、自动化仪表、硅酸盐4个专业。师资来自老、中、青“三结合”：“老”，指从上海化工学院调来的老教师；“中”，指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从全国各地调来的中年教师；“青”，指从本校30班学员中抽调部分学员留校作青年教师培养。一天下课后，有机专业专管学生工作的党支部副书记、政治指导员张祚友老师找我谈话，说经党支部研究并报分院党委同意，将我抽出来参与筹建农药专业，并要求我作为党员和班长，要正确对待，服从组织安排。学校的这个决定，意味着我毕业后将留校、留在四川，而不是回上海工作了。我好几天彻夜难眠，思想斗争很激烈，但最后还是听从了组织的安排。之后，我与我们班的陈福顺、郑建平、郑淡秋、刘佩华4名学员一起配合农药专业筹建组，参与筹建工作。筹建组的老教师有张铸勇、许承安、黄传绪、袁世忠、胡荣智等，我还担任了农药专业党支部副书记，书记是胡容智老师。据说，当时全国高校中还未设有农药专业，我们学校无疑是开创性的。

图片说明：我在书写留校当老师的决心书

筹建工作开始后，我们兵分两路，一路由张铸勇老师带队，就农药专业的培养方向、课程设置等进行调研；一路由许承安老师带着抽调来的学员“边学、边干”。针对当地水稻多发稻瘟病，筹建组选择了四川省温江地区农药厂，准备合作研制“多菌灵”农药。我们先在学校里由许承安老师带领大家进行合成试验。在实验室，许老师一边讲解工艺原理，一边不厌其烦地手把手指导学员从滴定、分馏到萃取各个环节的具体操作。最终，我们合成出了合格的“多菌灵”样品。实验期间，许老师还叮嘱我，搞化工的一定要打好化学知识的基础，要我下功夫熟记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熟读《普通化学》《有机化学》等专业书，做到融汇贯通，运用自如。这些教诲使我得益匪浅。

为把调研工作做得更为广泛和有针对性，筹建组还进行了全国范围的调研。胡容智书记强调，调研中一定要“以老带新”，即老教师要带新教师（学员）。经学校批准，张铸勇老师带着我去重庆、沙市、武汉、长沙、天津、北京、沈阳、大连、上海、衢州等地的相关院校、科研单位、工厂进行调研。调研中，张老师不断地从工艺到设备，从原理到实践向我传授相关的专业知识，并耐心细致地回答我的各类提问，使我提高很快。胡容智老师则带着其他新、老教师在四川及周边省区进行调研。最后，筹备组合二为一，形成了一份比较全面、系统的全国农药教学、科研、生产和应用情况的调研报告。

1975年下半年，我们分院与温江地区农药厂合作研制生产“多菌灵”的项目正式启动。对此，学校十分重视，整合了农药、无机、化机等专业的老师、学生20多人，带上教学用具和行李来到农药厂，与厂里的技术人员实行同吃、同住、同干，开展“多菌灵”扩试的设计工作。厂方专门腾出房间，配了桌椅，让我们既作教室又作工作室。那时，全国各条战线还都处在“文革”中，空谈革命，不抓生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个项目的启动，具体要靠专业知识、专业技术来推动的，这让老师们有了难得一显身手的机会，所以他们干劲十足，充满了热情，对我们学员教得也特别认真、用心。记得在画工艺流程图时，一般用“→”符号表示物料走向，但教设备课的王家富老师，要我们画成“单边→”。他说，这样画的好处是简洁明了，一张设计图布满了各个走向的流程，如果都用“→”表示，图纸上会显得很“臃肿”。在书写设备吨级符号时，如某设备为5吨，一般写成“5T”，而周展云老师则建议我们写成“5？”，以示其为专属性符号，如此等等。老师们认真教，即将成为新教师的我们也认真学，从一笔一划、一点一滴开始，逐渐练就了我们制图的基本功，以致于后来我们到企业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这些基本功都派上了用场，企业的老工程师都夸我们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当我们在设计过程中遇到困难时，负责全校教学教务工作的蒋凌棫老师总是教诲我们，“要在坚持原则和原理的前提下善于变通，迎着困难去破解难题”。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们完成了数十本“多菌灵”农药项目的扩试设计书和数百张图纸，经四川省相关领导部门和专业单位专家评审，获得通过，并得到较高评价。1976年春节前夕，我们回到了学校，等待“多菌灵”项目的上马。但过完春节后，因受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冲击，该项目被迫停止了。

1976年2月，农药专业制定了全学年的工作计划。老教师为自贡市和隆昌地区举办了“为农服务”短训班，并着手准备1977年的正式招生和教学计划，新教师（学员）则继续学习专业课。以袁世忠、胡容智为主的老师们，为分院周边的农村技术人员举办了几期“植保”等内容的短训班。由于讲授的内容针对性、实用性强，深受基层农技人员的欢迎。

1977年1月，我们几位从有机专业抽调出来的学员毕业，正式留校任教。1978年2月，分院农药专业迎来了1977年底恢复高考后入学的第一届大学生，共40名。我们一边参与教学活动，一边继续在校或被送出去学习培训。我被选派到上海的总院（染料及中间体专业）进行了为期半年的专业和英语培训。

1979年9月，根据上海和中央的要求，上海化工学院四川分院停办，学生和大部分教师从四川撤回了上海。由于总院没有对应的农药专业，分院回来的学生就插班到制药、染料及中间体两个专业继续学习。我们这批留校的新教师，按规定回上海要重新分配工作，我就去了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实现了我原先的“旧梦”。

分院有73班陈兆麟

2018年1月

注：陈兆麟校友曾任上海金山区副区长、上海化工区管委会副主任、巡视员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