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9月，为响应国家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同时也为了解决夫妻分居两地的问题，我和丈夫叶克勇分别从广西、上海调入上海化工学院四川分院政宣组（含马列理论教研室），来到了自贡市郊的黄坡岭。我们在四川分院主要从事政治课教学，至1980年四川分院撤销，我俩在黄坡岭工作、生活了整整6年。其间，发生过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今天把它写下二三，以回首那段难忘的时光。
生活的磨炼
1973年秋，四川分院创建8年后，迎来了首届工农兵学员。学员入学后不久，分院根据上级指示，教育要改革，要结合生产实际，进行了学校教学机构改革，打乱了原有的组织架构，按专业组成“专业委员会”。各教研室的老师，分到各个专业委员会，以我去的基本有机合成专业为例，既有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数学、外语、政治、体育等基础课老师，也有物理化学、化工原理、机械制图、分析化学专业基础课老师，还有专业工艺、设备课老师。当时有个口号：“化工厂有多大，化工学院就有多大”，提出要“开门办学”，老师跟着学生到工厂“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主要是跟班劳动实习。实习期间，各学科老师也结合工厂实际给学生讲授相关课程。那时，我和叶老师分属不同专业委员会，分别到两个不同的化工厂与学生一起实习。我们俩的厂休日正好相隔一天，每次我回家，先打开门窗透透气，然后做饭烧菜，同时留出一份给第二天回家的老叶。当时，这种情况也不是个例，而是分院“双教师”家庭的普遍现象。
一天，我们专业委员会的张书记跑到车间告诉我：“黄老师，叶老师发病了，还吐血，已从工厂回家休息了。”我听后心急如焚，赶紧请假回家。老叶有支气管扩张咳血的老毛病，发病时，口鼻会同时往外喷血，还是过敏性体质。按理，这样身体的人是不适合待在化工厂生产环境的，但在当时知识分子必须改造思想，要与工人打成一片的政治氛围下，他也只能克服困难，与学生一起下厂。
自贡市的医院远离学校，老叶选择在家休养，到校医务室开药。老叶的病必须注射青霉素才能控制，这需要他到医务室做皮试。从我家到医务室要上一个小坡，大约有几百米，在正常情况下，至多走几分钟就到了。但那天正好是星期六，病中的老叶实在走不动，眼看医生快下班了，要下星期一上午才上班，这期间万一他再大吐血怎么办？情急之下，我从医务室借来担架，流着眼泪往家走，想着怎么把老叶弄到医务室？正在孤立无援时，校车载着到邓关镇买米买菜的教职工回来了，4位好心的男同事见状后，主动过来帮忙，抬着老叶到医务室打了一支“保驾针”。之后，为了在家给老叶打针，我请教医生学注射。一次，我哆哆嗦嗦地给老叶打针，一针没扎准，药水却漏了出来，我硬着头皮往里推，药水都飙到了我脸上。就在我手足无措时，住在楼下的周医生上楼来，看见我的狼狈样，就说，黄老师，我来帮你吧，不过万一发生过敏反应，你不要怪我啊！我忙说：“周医生，我不会怪你的，谢谢你了！”在那困难时刻，有这些好心同事的帮助，总算把叶老师安顿好了。过了二三天，老叶的病情略有好转，为控制住病情，我扶着他“走”到医务室去打针。说是“走”，其实，他扒在我肩上，两只脚垂在地下，连走带拖一步一步地挪向医务室。
那段时间，老叶卧床养病。我既要照顾老叶、照顾刚从上海带到身边还不适应四川生活的儿子；又要坚持上自己份内的课，代老叶的课（当时分院专职政治课老师连我俩总共才3人）。一时，家里换下的衣服、床单等泡在盆里，几天都没时间洗，再不洗就没有换的了。一天晚上，我安顿好老叶、儿子睡觉后，近半夜了，我先喝了一大碗辣椒汤（那天刚好下了雪很冷），然后脱去外套，只穿了一件毛衣加棉背心，撸起袖子在楼下露天的水泥洗衣台上洗起了被单……。自贡的冬天，有太阳的日子很少，只好在厨房拉上绳子，把洗好的被单衣裤，挂在天然气灶上烘烤。第二天清早，楼上邻居一踏进厨房就跳着跑出来，原来经过一夜的烘烤，楼下的热气把楼上的地面烤热了，人家搞不懂，吓着了。
那次经历是我人生中较大的一场磨难，刚过30岁的我，几个月就“白了头”。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磨难。在磨难中，我感受到了浓浓的组织关怀和同事真情，还有学生的关心。我清楚地记得，有天早上，在我安顿好病人后，一看手表，上课的时间快到了，我急急忙忙一路上坡往教室跑去。当我气喘吁吁地跑进教室时，发现满满一堂的学生都静静地坐在位子上，或看书，或写字，看到我进来，都投来同情的眼光。课间休息时，他们纷纷上前关心地问：“黄老师，需要帮忙就告诉我们！”我听了，顿时热泪盈眶。多好的学生啊！至今，他们毕业都40多年了，我与他们还保持着联系。这批工农兵学员是我40多年教学生涯中（直到2015年秋季，我才正式告别讲台）教过的最有感情、情同弟妹的学生。事实上，我也只比他们大几岁，但我的心与他们是相通的。
专题宣讲
当年自贡市只有四川分院这所规模较大的大学，市宣传部门经常会结合形势给分院政宣组布置宣讲任务。1974年，面对市里的宣讲任务，我和叶老师认为有关儒法斗争的评论已让人生厌，能否选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题目呢，于是确定了《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的题目。之所以选它，当时我们认为，虽然秦始皇在历史上背有“焚书坑儒”的骂名，但放在历史长河中来看，他的许多举措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毛泽东曾针对郭沫若的疑问，写下了“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坑儒要商量，坑灰未冷东山起，刘项原来不读书。”的诗句。
40多年过去了，我仍记得那次宣讲的主要内容：第一，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国、基本奠定现代中国版图的君王——秦王嬴政，他在秦、齐、楚、燕、赵、魏、韩七雄争霸的战争中，成功地实施了纵横捭阖的韬略，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第二，他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鼓励农耕、休养生息等改革措施的实行，有利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是得人心的；第三，他看到了意识形态领域复辟思潮的危害性，对那些以文字为武器兴风作浪、企图复辟、开历史倒车的“儒生”和“著作”，毫不留情地进行清除。这看似残酷，其实也是巩固政权、有利于国计民生、符合历史潮流的必要举措。这正是毛泽东所说“焚书坑儒要商量”的含义。当然，作为一个封建君主，肯定有其局限性，这也是我每次宣讲时必须讲到的。
初稿完成后，先在政宣组内讨论，听取各位同事的意见，包括纠正错别字、怎样掌控宣讲时间、怎样把握听众情绪等。这次宣讲是分院第一次接受市里布置的任务，分院领导非常重视，专门安排一间大教室让我试讲。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分院组织全院教职工在阶梯大教室听我试讲。由于大家对这个题目比较感兴趣，能容纳200多人的大教室几乎座无虚席。我也作了准备充分，基本上背熟了宣讲内容，在讲台上讲得有声有色；听众在下面也聚精会神，没有窃窃私语“开小会”。我边讲，边板书，也许太投入了，在换书写黑板把上面空白的黑板往下拉时，用力太猛发出“砰”的一声，把我自己吓了一大跳，也引起全场善意的哄笑。那天，我一口气讲了一个半小时，为此，还推迟了周末送职工回市区校车的发车时间。
那次试讲，为我后来在自贡市大礼堂面向全市党政干部、宣传部门骨干的宣讲打下了良好基础，使我有了成竹在胸的底气。到市里的正式宣讲，是市委宣传部出面组织的，他们通知全市各大单位相关人员凭票入场，我看到市委书记、市长就坐在第一排。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千人以上的大场面宣讲，做到了基本脱稿，整个过程只看了几次讲稿的大标题。之后，自贡市一些市直机关和大型厂矿也纷纷邀请我去讲课。
当年多次大场面的演讲，让我受到了锻炼，获益匪浅。后来回到上海，在给市直机关、甚至中央某部干部讲课时，我已基本应对自如了。在上海大学退休后，我受邀参加上海市委宣传部等主办的《东方讲坛》活动，多次在讲坛上作过《社交礼仪——现代社会的行为规范》《文明观博，做可爱的上海人》《守护女性的美丽与快乐》等演讲，将礼仪文化春风化雨般地撒向市民心田，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同时也使我的生活充实而又丰富多彩。
高考阅卷
1977年12月，中断了11年的中国高考得到恢复，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虽然，那次高考最终只从570多万考生中录取了27万，但却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到求学求知的队伍中去。
原本以为，恢复高考只是莘莘学子实现大学梦想的事，与我无关，不料，它却将我带入了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参加四川省教育部门组织的77年高考政治试卷的阅卷。那年高考结束后，阅卷工作量巨大，时间紧迫，上级要求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教师力量，集中阅卷，以确保后续工作的按时开展。高考阅卷地点设在成都，那时我儿子才6岁多，刚从上海来到四川。面对我家的情况，分院领导表示“两丁抽一”，由我和老叶决定留一个在家照顾儿子。于是，老叶留下，我和几位同事乘火车到成都，投入阅卷评分工作。几天后的一个中午，有同事告诉我：“叶老师也来了，快去接他吧。”当我看见老叶笑嘻嘻地朝我走来时，我点了下头，忙着探身看他背后——我以为儿子也带来了。不料他说，为了不影响阅卷工作，儿子独自留在了自贡的家里。我虽然心疼儿子，但也无奈。
阅卷一结束，别的同事都去参加相关游览活动，我俩则急急忙忙赶回自贡。到家询问儿子的近况后得知，就在老叶离开的当天晚上，学校在大礼堂放电影《汉墓马王堆》，讲的是从一座古汉墓葬挖掘到古尸及文物的情景。这些电影内容对从小到大从未离开过大人照顾，也从未看过这类真实揭示墓葬镜头、年仅6岁多的孩子来说，他观看后的紧张、甚至恐惧可想而知。电影散场后，儿子挥之不去伴随自己的恐惧情绪，一到家，就把所有的电灯打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最后吓得把头捂在被子里。幸亏好心的邻居想起我俩都不在家，半夜时分招呼我儿子到他家睡了一夜。我觉得我儿子似乎也为77年的高考阅卷作出了贡献。
阅卷过程中，还有一件难忘的事：标准答案之争。当时有一道“生产力”的名词解释题，正确答题得1分。现在看来，这是一道极普通的题，近乎于送分。但在1977年的特殊年代，“文革”刚刚结束，国家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为了强调知识、人才、生产力、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性，邓小平多次提到，媒体也大力宣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所以，百分之七八十的考生都回答“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显然与经济学关于“生产力”的严谨解释是不相符的。不符合标准答案必须扣分，但我们心里犯了嘀咕：“这些考生是按新闻媒体宣传口径回答的，能不能只扣0.5分呢？”大家争论得很激烈，情况反映到四川省相关主管部门，他们也吃不准，决定向北京中央主管部门请示。在那个特殊年代，我们多么想帮这些考生一把，“0.5分压一批（人数）”是我们当时的口头禅。最终，按照上级规定，感情服从理智，我们无奈地给那些考生扣了1分。
多年后，有人得知我参加过1977年高考阅卷，好奇地问：“黄老师，那时你们改了那么多卷子，赚了一票（指劳务费）吧？”我坦然地笑着回答他们：“管吃管住，其他没有”。
黄燕清原上海化工学院四川分院政治教研室教师，2017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