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秋天，日本帝国主义者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并进而攻占中国东北地区。中国朝野为之震惊。鉴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自1927年建立以来，背弃了孙中山所倡导的国民革命宗旨，积极致力于推行一党专制的训政体制，使得一般党外人士和广大社会公众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处于无权过问的境地，早已引起社会各界的不满。所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一般社会舆论都认为国家遭此大难，主要是国民党实行一党专制招惹的祸。国民党应该改弦更张，广泛容纳各界人士参政、议政，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共赴国难。
在此背景下，1932年4月，国民政府在行都洛阳（“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迁往洛阳办公）召开了为期6天的“国难会议”。该会议共邀请了400多名非国民党籍的社会各界人士参加，讨论了110件重要提案，在政治改革、经济建设、军事准备等各个方面给国民政府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集思广益的作用。尽管这次会议所形成的许多议案后来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但它毕竟是在国难当头的严峻时刻，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党与各在野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之间的第一次政治对话。因此，一般史学家都认为它是一次“亦非毫无裨益”的会议。[1]
那么这个“亦非毫无裨益”的会议又是由谁首先提议召开的呢？目前国内学界比较流行的一种看法认为，“国难会议”的首倡者是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先生。而他提出的这项动议并得到广泛认同，则是在1931年11月下旬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全”大会上。这种看法的主要依据是当时各大报刊的新闻报道和一些其他文献资料。例如在1931年11月23日的《大公报》上有一段报道，向读者披露了以下重要情节：
“四全”大会期间，11月22日下午全体会议开始时，当日轮值主席蒋介石宣布大会主席团有临时动议案一项。随后蔡元培代表大会主席团对这项临时动议做出说明。他首先指出：“本党现在团结成功，惟在此国难期间，全国人民亦不能散漫，故党外之优良人才，务宜使加入，充实力量。欧洲各国列强互相反对之政党，在其国家特殊局面之时，近亦常有宣告结合，共挽危局。”接着他又提出以下意见：“本大会闭幕后，拟召集一国难会议，组织国难委员会，容纳各方有经验之人才加入，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而使全国人民与本党共负责任，各代表对此案如原则上同意，其详细办法可交四届执监委会妥定。”蔡元培发言之后，蒋介石询问与会代表是否有异议。代表们全体鼓掌表示赞同该动议。于是大会宣布通过该议案。[2]
上述情节，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中也有记载。由此观之，蔡元培为“国难会议”首倡者的看法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定论。
不过笔者在近期从事一项相关的专题研究时，发现1931年11月4日的《民国日报》上刊载了一篇李石曾对记者的谈话。据此，笔者认为“国难会议”的首倡者不是蔡元培而是李石曾。而且这个构想的最初提出，也不是在国民党南京“四全”大会上，而是在这次大会召开的半个多月前。
提起李石曾，当下多数年轻人或许会感到陌生。但在20世纪前半叶，他是中国一个响当当的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内兴起一波赴法勤工俭学的浪潮，大批出身贫寒的有志青年趋之若鹜，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社会各领域的翘楚。具有留法背景的社会活动家李石曾是这场运动的大力促成者之一。更为重要的是，李石曾很早就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与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并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在国民党内一度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
那么李石曾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召集“国难会议”构想的呢？事情还要从国民党的内部纷争说起。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夕，国民党内部正因“约法之争”闹得不可开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宁方和以胡汉民为代表的粤方互不相让，双方调兵遣将，大有兵戎相见之势。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对峙双方在“团结御辱，一致对外”的强大社会舆论压力之下，不得不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商定在上海举行“和平统一会议”解决争端。李石曾等人随即被南京方面任命为会议代表。
以李石曾的党内资历和声望，由他出面调停宁、粤争端，弥合双方的分歧，应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然而在10月27日上海“和平统一会议”正式召开的那天，李石曾并没有出现。对于因何缺席这次重要会议，他在向大会呈交的一封信中作了如下的解释：
前在沪商指代表时，弟曾表示愿以第三者关系从旁赞助和平之进行，近在京仍以此为请，并举铁城（指吴铁城——引者注）以代表中央诸同志。虽尚未允弟辞代表，然已赞同铁城兄之参加。弟今晚尚不能回沪，回沪后亦恐不能久住，有妨开会，殊抱不安，可否先请铁城兄代为出席？前在平、津、沪屡与铁城兄商论和平问题，拟议相同，故为此请电。[3]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封信中所述的理由显然是一种托词。
由于上海和平会议已成为当时举国注目的焦点，因此李石曾的缺席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各种揣测也应运而生了。为此，《民国日报》专门派记者与李石曾联系，希望能对他进行采访，以探明其个人的真实态度。
李石曾欣然答应了该报记者的要求，于11月3日安排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在见面寒暄时，李氏先是表明自己有喉疾在身，因而前几天张（学良）副司令邀请他去谈论外交问题，尽管车都已备好，但终因医生力阻而没有成行。接着李氏又针对外间对他将要赴法国等一些揣测进行了一番澄清。此后，他才谈到记者和当时舆论比较关心的上海和平会议问题。
李石曾首先对“和平统一会议”的名称表现出相当的不满。他说：“惟会议名称，不可用和平或统一字样，因用此等字样，最易引起误会；从对外一点说，即不啻向世界宣布说，我们有内战，不统一。”他认为在这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最好集合全国各界，开一国难会议”，[4]这里，李石曾首次使用了“国难会议”这一名称。
其次，对于“国难会议”组织方法和具体议程，李氏也别有一番见解。他认为“国难会议”可以分成若干小组，其中有的小组应该打破当时的政治禁忌，着重讨论党务和政治问题，因为“党务、政治之改革，与救济国难，当然亦有联带关系。”[5]
接着，李氏对“国难会议”构想的来源和积极作用又作了一番解释，他谓：“此种国难会议，在欧洲不乏先例，当国家遇有紧急危难时，集合各种不同之党派，即素于政府立于仇敌地位者，到此亦可抛弃成见，一致合作。”其举出的具体例证有两个：其一是欧战期间，法国面对强敌入侵，通过召集国难会议的办法，使得反对政府的劳工协会转而与政府合作，达成共同对付外敌的共识。其二是1929年以后，英国在遭遇到经济恐慌的时候，也是通过类似的方法，促成了社会合作组织的出现。李石曾由此认为：在当下“若以国难会议名义出之，则中外观感，必较所谓和平统一者大异。”[6]
最后他对记者表示：“余因病不能担任所谓和会之代表，而余之真实愿望则仍盼会议性质如各国事机危迫时之国难会议也。”[7]由此可见，李氏自始自终对他所提倡的“国难会议”是情有独钟的。
如果我们把李石曾的上述谈话与蔡元培在国民党南京“四全”大会上关于“国难会议”的说明进行一番比较，不难发现二者尽管在涉及党务和政治改革问题上有点差异（这与二人发言时的背景有关，李是私人性质的，而蔡氏是代表国民党中央全会主席团的），但在以下几个方面是完全一致的：第一，他们都使用了“国难会议”的概念；第二，他们都提到“国难会议”的构想源于欧洲各国的成功经验；第三，他们都明确指出“国难会议”所追求的目标，就是要广泛接纳不同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甚至包括素来与政府持反对立场的政党加入，以达到集思广益、团结御辱的目的。
鉴于李氏对记者的谈话早于蔡氏的“四全”大会发言达半个多月之久，而且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上也有“国难会议，为李石曾向四全大会所提议”等报道[8]，所以笔者认为“国难会议”的首倡者应该是李石曾。至于李石曾是在什么情况下向“四全”大会提出上述动议的，以及这项动议是如何得到主席团首肯的等详情，还有待进一步查考。
参考文献
1、沈云龙著：《国难会议之回顾》（上），《传记文学》第三十卷，第六期，第108页。
2、《大公报》1931年11月23日。
3、《宁粤和平会议纪录及有关文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全宗号：一；案卷号：7829；微缩号：16J—2767。
4、《民国日报》1931年11月4日。
5、6、7、同4。
8、《中央日报》1931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