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委托我校为化工部培养的老干部特别班结业留念（1963年夏）

我校第一代调干生周俊院士

“文革”以前，以“国字号”命名的大学很少，一所是与新中国同时诞生的中国人民大学，一所是“大跃进”时期创办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除此之外，别的大学或多或少都与先前的“旧学校”有所瓜葛和传承。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各种干部的需要，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由德高望重的吴玉章首任校长（后成立的中科大首任校长是郭沫若）。它是“新中国第一所新型、正规的大学”、“担负着极其重要的任务”，1952年底前，它办了专修科、预科、马列主义研究班、马列主义夜大学、夜校、函授专修班和附设工农速成中学等，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政工干部，史称培养新型工农知识分子——“调干生”的大熔炉。

所谓调干生，是指来自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系统的正式职工，经组织上调派学习或经本人申请组织批准离职报考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学校的“干部学生”。调干生有带薪和不带薪的两种，保送的都带薪，本人申请组织批准离职的不带薪。保送上学的调干生，其条件主要是本人出身好、表现好、领导信任、有培养前途的工农子弟，至于他们原来的文化基础基本上不考虑。有了人大的经验，从1953年开始，中央要求绝大多数高校都要承担培养调干生的光荣任务。

我校大约于1954年开始招收工农调干生，至1958年时已达数百人。由于调干生大多数没有上过高中（“有的仅会四则运算，而对化学元素等一无所知”），一进大学就要他们跟上其他同学，几乎是不可能的。为此，学校调集了一批中学老师来为他们补课。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学生无法完成学业，有的甚至多次留级，不了了之（“文革”期间，不少事例还成了“造反派”批斗化工“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罪状”）。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我校工农调干生中也有许多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和顽强的拼搏，学习成绩赶上和超过正常学生的。他们尽管年纪大（有的都快40岁，是已有好几个孩子的父亲），记忆力差，但照样学得很出色。因为他们的学习目的性很明确，动力足，又有工作经验（许多来自工厂一线），动手能力强，对许多工程领域的知识有感性认识，学起来并不费事，所以这些毕业生回到原单位后就成了业务骨干，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也有许多学习较好的调干生，由于工作需要，他们毕业后留在了学校，或当专业教师，或走上领导岗位，为学校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值得一提的是，我校著名校友周俊院士，当年就是以一名“调干生”的名义辞去原职后于1954年夏考入我校有机工业系化学制药工学专业学习的。周俊同学毕业后去了边疆云南，长期从事植物化学与植物资源的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科学成就。名誉校长成思危先生，本义上也是一位“调干生”，1952年秋他入华南工学院学习前为广东省总工会干部训练班科员、广州市珠江区“五反”指挥部民船业分队长，其身份系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性质。1958年秋，我校受中央委托为化工部开办老干部培养特别班，共有20名学员，他们则是高级别的“调干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