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由人类自己创造的奇迹数不胜数：如中国古代的长城、古埃及的金字塔、古罗马的斗兽场等。但对整个人类发展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奇迹应该是数得过来的，如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还有蒸汽机、电、电灯、电报机、汽车、飞机、电脑、互联网、宇宙飞船等，这些奇迹人们普遍熟知或能感同身受。而对于青霉素、DNA（脱氧核糖核酸）等，人们听说过但不一定知道它们也是人类创造的伟大奇迹：前者，能让人类免遭病菌感染而大大减少死亡；DNA则能让人类了解生命的奥秘甚至主宰、创造生命。
抗生素（Antibiotics，混称抗菌素）是指某些微生物在代谢过程中所产生的，对其他微生物具有抑制生长或杀灭作用的化学物质，是制药工业中一大类药物的重要原料。但通俗讲也可以认为它们就是能为人类（包括动、植物）“治病”的一系列药物，如青霉素、链霉素、氯霉素、金霉素、土霉素、四环素等等都属于抗生素，其中青霉素最负盛名。
抗生素学说的创造者是俄罗斯生物学家伊·麦奇尼可夫，他于18世纪中叶首先提出并论证了使用微生物的产物来预防人类疾病的思想。但利用动、植物产生的微菌产物能治愈某些疾病的现象，早在2500多年前就被我国古代的先人发现了，如他们利用制作豆腐过程中产生的“微”来治疗疮、痈等，并取得了很好的疗效；墨西哥、南美等地的先人也在数个世纪前就知道利用做面包过程中产生的“微”来治疗溃疡、脓包等。只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微”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抗生素。
青霉素（Penicillin，音译作盘尼西林），是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于1928年首先发现的。但使青霉素具有疗效并应用于临床试验是1939年英国病理学家霍华德·弗洛里和德国化学家厄恩斯特·钱恩共同探究的结果。之后，又在欧美研究机构、厂商的鼎力相助和合作下，青霉素制备技术大为改进，产量不断递增，并于1942年开始在二战盟军伤员中推广使用。由于其特殊的疗效，青霉素被称之为“神奇的药物”。
发现和使用青霉素是20世纪医学史上最伟大的创举。甚至，青霉素与雷达、原子弹被视为科学技术在二次大战中最具“神力”的三项发明。
我国青霉素等的抗生素药物研究、制备稍晚于欧美，但发展速度非常快。特别是解放前以汤飞凡、童村、马誉澂等人为主的中央防疫处（中央卫生实验院北平分院）盘尼西林室，对青霉素的研制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们在资料缺乏、设备简陋、测定困难的情况下，仍矢志不渝地开展艰苦卓绝的工作，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为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央人民政府断然决定要自力更生、大办药厂，发展我国抗生素制造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马誉澂（1903.4—1966.7），广东顺德人。临床化学家，抗生素专家。他不仅是我国抗生素研究、制备的开拓者，更是抗生素制造理论、生产技术和专业教育的奠基者。马誉澂短暂的一生，为我国青霉素的研制成功、实现工业化生产以及培养抗生素制造专业技术人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童年时的马誉澂，跟随修筑京绥铁路的父亲迁居北方，又因父亲工作关系全家长期辗转不定，直到15岁时才入读北京萃文学校小学部，两年后转入通州潞河中学，又在两年后中学毕业考入燕京大学化学系，并因成绩优异而得到教会的学费资助。1927年，马誉澂从燕京大学毕业，后曾与同学一起开办皮革厂，但不成功。1930年，他进入协和医院，一边工作，一边开始自学、研究血浆蛋白，不久担任该院临床化验室主任，执掌时间长达10年。日伪时期，马誉澂离开协和医院，1942年9月，他到唐山开滦医院工作，任病理实验室总化学师，直到日本投降才回到北平。1946年10月，马誉澂到中央防疫处谋职，开始从事青霉素等的专门研制工作。在由临床化学转行抗生素研究之际，他利用下班时间，在供电不足、电灯忽明忽灭的困难情况下，仅用3个多月时间，将自己的工作经验与所得，整理、编写成《临床实用血液化学》一书，后于1951年由北京华东书店刊行出版。
1944年9月，中央防疫处在昆明自行研制青霉素成功，但仅是实验室小规模试制，离生产意义尚远，实际青霉素市场全赖进口（更多的是走私，因为当时青霉素价格远远超过黄金）。抗战胜利后，中央防疫处迁回北平，单独开建青霉素制造室，安装了中国当时仅有的抗生素研制设备，其规模相当于一个示范厂或中试车间。青霉素制造室的工作最初由童村主持，马誉澂担任副技师。1948年4月，童村因公去沪，工作由马誉澂主持。在此期间他们历经数年研究，攻克了青霉菌培养基必须采用来自美国产地的特种玉黍浆，用中国自己大量拥有的棉籽饼来替代的难题。该项研究成果的最大意义在于原料易得，今后批量生产的成本可以大为降低，而且彻底改变了因原料问题而受制于他国的被动局面。有关研究文章发表在1950年5月的《中华新医学报》上。
1948年8月，马誉澂被我国政府派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卫生学院进修抗生素制造，在那里他与教授、同事们的关系相处得非常融洽，得到了在研究所下属青霉素生产厂实习4个月的机会，亲眼目睹了青霉素生产的详细过程和关键环节。之后，他又去了美国，准备继续参观有关青霉素生产厂，却受到了华盛顿卫生教育主管部门的诸多限制，不过他最终还是设法完成了3个月的参观计划。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之际，马誉澂顺利回国，出任北京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其前身就是中央防疫处）抗生素室主任技师。本次出国进修，为他日后成为中国青霉素制造专家、权威，吸纳到了最不可多得的制备青霉素的第一手“技术内幕资讯”，因为之后中美等关系变得异常紧张，再也不可能有人可以“名正言顺”地前往工厂实地参观、学习。
原中央防疫处生产的青霉素粉末，最大的缺陷是不耐热，必须在冷藏条件下保存，而且得率低、品相差（专业上称效价，即每毫克含多少单位），纯化手段达不到大批量工业化生产要求。对此，马誉澂与同事们通力合作，反复试验，终于1949年12月研究出了采用醋酸钾的乙醇饱和溶液使青霉素钾盐自提取液结晶的方法，成功解决了青霉素工业化生产必须制成结晶的难题。试验效果得到验证后，有关消息迅即于1950年1月在汉口《野战卫生》报上作了披露。初次制出的青霉素钾盐晶体还在1950年8月的全国医药卫生科技展览会上展出，受到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的嘉奖。该项研究成果的详细叙述数年后刊登在1955年6月的《药学学报》上。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各行各业一穷二白，抗生素药物的生产虽然已有眉目，但与亿万人民大众的需求，简直是天差地远，加上当时的美国等对我国实行全面封锁，普通老百姓根本无法指望用上青霉素。于是，国家决定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加大投资，尽快兴建抗生素药厂，彻底扭转青霉素等药物必须依赖进口的局面。
1952年8月，马誉澂奉命调往华东工业部上海医药器械公司药品三厂研究室任副主任，与先期到来的童村等一起创办我国第一家抗生素专业生产厂——上海第三制药厂。1953年5月1日，上海第三制药厂正式投产，童村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马誉澂任工程师。至此，我国首批医用青霉素在该厂诞生，揭开了中国自行批量生产抗生素药物的历史。1953年12月，马誉澂又被调回北京，任北京抗生素厂筹备处工程师，参与该厂建设。
1954年2月起，马誉澂同时兼任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教授，为该系学生系统讲授抗生素课程，此举乃新中国首次将抗生素理论等引入大学本科学生教学内容。其间，他还将自己多年来从事抗生素研制工作所积累的经验，结合当时国内外抗生素研究、制备、检测等前沿技术，精心编写了一部综述性专业参考书《抗生素论文集》，于同年底由上海医学出版社出版，为新中国从事抗生素制造工作的技术人员学习抗生素知识，提供了首部中文版读本。他称之为：“普及与提高兼顾，理论与技术并从，而重点放在青霉素、链霉素等几种最常用的抗生素上面。”上文提到的他与童村、汤飞凡等合作研究的用棉籽饼代替美国进口玉黍浆作青霉素发酵物的原始技术报告、他领衔发明的用醋酸钾的乙醇饱和溶液提取青霉素钾盐结晶方法的详解等，均被收集在该书之中。毫无疑问，这两篇创造性论文是中国青霉素研制乃至抗生素科学建立与发展的肇始。
1954年底，高等教育部、卫生部和轻工业部决定在我国高校中新建抗生素制造工学专业，并按照苏联专家的建议，拟将此专业设置在华东化工学院，尽快培养抗生素制造高级技术人才，以适应抗生素药厂的快速发展之需。因为华东化工学院已在1953年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化学制药工学专业，具有一定的师资优势和办学条件。1955年秋，抗生素制造工学专业在该校如期创建，除当年招收新生外，还决定从1953年入学的化学制药工学专业转一半学生改学新专业。1955年底，马誉澂教授接到调令，要他去支援华东化工学院抗生素制造工学专业的创办和教学工作，在处理完手头相关工作后，他于1956年4月正式到校任教，并先后担任抗生素教研组副主任、主任，主持该专业的建设与发展工作。
1955年冬，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包括苏联、波兰等国专家参加的全国第一届抗生素学术会议，马誉澂教授在会上被选为全国抗生素学术委员会委员。1956年，马誉澂被国家评定为3级教授。当年，国家首次设立招收副博士研究生，鉴于抗生素制造工学专业的重要性和马誉澂教授的学术水平，他获准招收该专业副博士研究生资格，成为华东化工学院首批4位研究生导师之一。
1961年8月，历经5年寒暑，马誉澂教授指导的我国第一位抗生素制造工学专业副博士研究生李友荣顺利通过论文答辩毕业。李友荣曾是马教授在北京医学院执教时的优秀学生，对抗生素研究兴趣浓厚，后来他在抗生素的专业教学、研究上颇有建树，是我国现代工业发酵调控学、现代生物工艺学方面的专家。
1955年底，马誉澂教授编著的《抗生素》一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此书是国内最早的一部系统介绍抗生素研究、制备、检测等方面知识的专著。之后，他结合科研、教学以及我国抗生素制造最新进展，又于1959、1965年对此书作了增订，并更名为《抗菌素》。此书先后6次印刷，是我国改革开放前该领域唯一的、最权威的专业指导和教学用书，为我国抗生素制造提高专业技能和培养研究人才发挥了重大作用。
1957、58年，华东化工学院培养的抗生素制造专业学生相继毕业，为全国各地新建的抗生素药厂，如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抗生素药厂——华北制药厂等输送了急需的技术人才。该专业首届毕业生戴经铨就在华北制药厂一干就是30年，马誉澂教授为之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在他的学子们身上得到了体现和回报。
1966年7月，马誉澂教授不幸因病去世。据当年了解马先生的同事称：“他得的是肝病，这与他为了搞科学试验而长期接触氯仿等化学有毒药品不无关系。马先生要是能再多活20年，凭他的资历和才华，定当会对我国科学、教育事业做出更多骄人的贡献。”
注：①汤飞凡(1897.8～1958.9)，衣原体之父，是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1957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院士），1958年9月30日晨，因在反右运动中被打为“右派”而自尽。②童村（1906.6～1994.4），我国抗生素业先驱，曾任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副院长、名誉院长。③华东化工学院，1993年2月20日更名为华东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