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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坡岭往事回忆
发布人: 网站管理员 发布时间: 2017-12-22 作者: 访问次数: 32

19739月,为响应国家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同时也为了解决夫妻分居两地的问题,我和丈夫叶克勇分别从广西、上海调入上海化工学院四川分院政宣组(含马列理论教研室),来到了自贡市郊的黄坡岭。我们在四川分院主要从事政治课教学,至1980年四川分院撤销,我俩在黄坡岭工作、生活了整整6年。其间,发生过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今天把它写下二三,以回首那段难忘的时光。

生活的磨炼

1973年秋,四川分院创建8年后,迎来了首届工农兵学员。学员入学后不久,分院根据上级指示,教育要改革,要结合生产实际,进行了学校教学机构改革,打乱了原有的组织架构,按专业组成“专业委员会”。各教研室的老师,分到各个专业委员会,以我去的基本有机合成专业为例,既有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数学、外语、政治、体育等基础课老师,也有物理化学、化工原理、机械制图、分析化学专业基础课老师,还有专业工艺、设备课老师。当时有个口号:“化工厂有多大,化工学院就有多大”,提出要“开门办学”,老师跟着学生到工厂“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主要是跟班劳动实习。实习期间,各学科老师也结合工厂实际给学生讲授相关课程。那时,我和叶老师分属不同专业委员会,分别到两个不同的化工厂与学生一起实习。我们俩的厂休日正好相隔一天,每次我回家,先打开门窗透透气,然后做饭烧菜,同时留出一份给第二天回家的老叶。当时,这种情况也不是个例,而是分院“双教师”家庭的普遍现象。

一天,我们专业委员会的张书记跑到车间告诉我:“黄老师,叶老师发病了,还吐血,已从工厂回家休息了。”我听后心急如焚,赶紧请假回家。老叶有支气管扩张咳血的老毛病,发病时,口鼻会同时往外喷血,还是过敏性体质。按理,这样身体的人是不适合待在化工厂生产环境的,但在当时知识分子必须改造思想,要与工人打成一片的政治氛围下,他也只能克服困难,与学生一起下厂。

自贡市的医院远离学校,老叶选择在家休养,到校医务室开药。老叶的病必须注射青霉素才能控制,这需要他到医务室做皮试。从我家到医务室要上一个小坡,大约有几百米,在正常情况下,至多走几分钟就到了。但那天正好是星期六,病中的老叶实在走不动,眼看医生快下班了,要下星期一上午才上班,这期间万一他再大吐血怎么办?情急之下,我从医务室借来担架,流着眼泪往家走,想着怎么把老叶弄到医务室?正在孤立无援时,校车载着到邓关镇买米买菜的教职工回来了,4位好心的男同事见状后,主动过来帮忙,抬着老叶到医务室打了一支“保驾针”。之后,为了在家给老叶打针,我请教医生学注射。一次,我哆哆嗦嗦地给老叶打针,一针没扎准,药水却漏了出来,我硬着头皮往里推,药水都飙到了我脸上。就在我手足无措时,住在楼下的周医生上楼来,看见我的狼狈样,就说,黄老师,我来帮你吧,不过万一发生过敏反应,你不要怪我啊!我忙说:“周医生,我不会怪你的,谢谢你了!”在那困难时刻,有这些好心同事的帮助,总算把叶老师安顿好了。过了二三天,老叶的病情略有好转,为控制住病情,我扶着他“走”到医务室去打针。说是“走”,其实,他扒在我肩上,两只脚垂在地下,连走带拖一步一步地挪向医务室。

那段时间,老叶卧床养病。我既要照顾老叶、照顾刚从上海带到身边还不适应四川生活的儿子;又要坚持上自己份内的课,代老叶的课(当时分院专职政治课老师连我俩总共才3人)。一时,家里换下的衣服、床单等泡在盆里,几天都没时间洗,再不洗就没有换的了。一天晚上,我安顿好老叶、儿子睡觉后,近半夜了,我先喝了一大碗辣椒汤(那天刚好下了雪很冷),然后脱去外套,只穿了一件毛衣加棉背心,撸起袖子在楼下露天的水泥洗衣台上洗起了被单……。自贡的冬天,有太阳的日子很少,只好在厨房拉上绳子,把洗好的被单衣裤,挂在天然气灶上烘烤。第二天清早,楼上邻居一踏进厨房就跳着跑出来,原来经过一夜的烘烤,楼下的热气把楼上的地面烤热了,人家搞不懂,吓着了。

那次经历是我人生中较大的一场磨难,刚过30岁的我,几个月就“白了头”。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磨难。在磨难中,我感受到了浓浓的组织关怀和同事真情,还有学生的关心。我清楚地记得,有天早上,在我安顿好病人后,一看手表,上课的时间快到了,我急急忙忙一路上坡往教室跑去。当我气喘吁吁地跑进教室时,发现满满一堂的学生都静静地坐在位子上,或看书,或写字,看到我进来,都投来同情的眼光。课间休息时,他们纷纷上前关心地问:“黄老师,需要帮忙就告诉我们!”我听了,顿时热泪盈眶。多好的学生啊!至今,他们毕业都40多年了,我与他们还保持着联系。这批工农兵学员是我40多年教学生涯中(直到2015年秋季,我才正式告别讲台)教过的最有感情、情同弟妹的学生。事实上,我也只比他们大几岁,但我的心与他们是相通的。

专题宣讲

当年自贡市只有四川分院这所规模较大的大学,市宣传部门经常会结合形势给分院政宣组布置宣讲任务。1974年,面对市里的宣讲任务,我和叶老师认为有关儒法斗争的评论已让人生厌,能否选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题目呢,于是确定了《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的题目。之所以选它,当时我们认为,虽然秦始皇在历史上背有“焚书坑儒”的骂名,但放在历史长河中来看,他的许多举措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毛泽东曾针对郭沫若的疑问,写下了“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坑儒要商量,坑灰未冷东山起,刘项原来不读书。”的诗句。

40多年过去了,我仍记得那次宣讲的主要内容:第一,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国、基本奠定现代中国版图的君王——秦王嬴政,他在秦、齐、楚、燕、赵、魏、韩七雄争霸的战争中,成功地实施了纵横捭阖的韬略,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第二,他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鼓励农耕、休养生息等改革措施的实行,有利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是得人心的;第三,他看到了意识形态领域复辟思潮的危害性,对那些以文字为武器兴风作浪、企图复辟、开历史倒车的“儒生”和“著作”,毫不留情地进行清除。这看似残酷,其实也是巩固政权、有利于国计民生、符合历史潮流的必要举措。这正是毛泽东所说“焚书坑儒要商量”的含义。当然,作为一个封建君主,肯定有其局限性,这也是我每次宣讲时必须讲到的。

初稿完成后,先在政宣组内讨论,听取各位同事的意见,包括纠正错别字、怎样掌控宣讲时间、怎样把握听众情绪等。这次宣讲是分院第一次接受市里布置的任务,分院领导非常重视,专门安排一间大教室让我试讲。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分院组织全院教职工在阶梯大教室听我试讲。由于大家对这个题目比较感兴趣,能容纳200多人的大教室几乎座无虚席。我也作了准备充分,基本上背熟了宣讲内容,在讲台上讲得有声有色;听众在下面也聚精会神,没有窃窃私语“开小会”。我边讲,边板书,也许太投入了,在换书写黑板把上面空白的黑板往下拉时,用力太猛发出“砰”的一声,把我自己吓了一大跳,也引起全场善意的哄笑。那天,我一口气讲了一个半小时,为此,还推迟了周末送职工回市区校车的发车时间。

那次试讲,为我后来在自贡市大礼堂面向全市党政干部、宣传部门骨干的宣讲打下了良好基础,使我有了成竹在胸的底气。到市里的正式宣讲,是市委宣传部出面组织的,他们通知全市各大单位相关人员凭票入场,我看到市委书记、市长就坐在第一排。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千人以上的大场面宣讲,做到了基本脱稿,整个过程只看了几次讲稿的大标题。之后,自贡市一些市直机关和大型厂矿也纷纷邀请我去讲课。

当年多次大场面的演讲,让我受到了锻炼,获益匪浅。后来回到上海,在给市直机关、甚至中央某部干部讲课时,我已基本应对自如了。在上海大学退休后,我受邀参加上海市委宣传部等主办的《东方讲坛》活动,多次在讲坛上作过《社交礼仪——现代社会的行为规范》《文明观博,做可爱的上海人》《守护女性的美丽与快乐》等演讲,将礼仪文化春风化雨般地撒向市民心田,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同时也使我的生活充实而又丰富多彩。

高考阅卷

197712月,中断了11年的中国高考得到恢复,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虽然,那次高考最终只从570多万考生中录取了27万,但却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到求学求知的队伍中去。

原本以为,恢复高考只是莘莘学子实现大学梦想的事,与我无关,不料,它却将我带入了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参加四川省教育部门组织的77年高考政治试卷的阅卷。那年高考结束后,阅卷工作量巨大,时间紧迫,上级要求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教师力量,集中阅卷,以确保后续工作的按时开展。高考阅卷地点设在成都,那时我儿子才6岁多,刚从上海来到四川。面对我家的情况,分院领导表示“两丁抽一”,由我和老叶决定留一个在家照顾儿子。于是,老叶留下,我和几位同事乘火车到成都,投入阅卷评分工作。几天后的一个中午,有同事告诉我:“叶老师也来了,快去接他吧。”当我看见老叶笑嘻嘻地朝我走来时,我点了下头,忙着探身看他背后——我以为儿子也带来了。不料他说,为了不影响阅卷工作,儿子独自留在了自贡的家里。我虽然心疼儿子,但也无奈。

阅卷一结束,别的同事都去参加相关游览活动,我俩则急急忙忙赶回自贡。到家询问儿子的近况后得知,就在老叶离开的当天晚上,学校在大礼堂放电影《汉墓马王堆》,讲的是从一座古汉墓葬挖掘到古尸及文物的情景。这些电影内容对从小到大从未离开过大人照顾,也从未看过这类真实揭示墓葬镜头、年仅6岁多的孩子来说,他观看后的紧张、甚至恐惧可想而知。电影散场后,儿子挥之不去伴随自己的恐惧情绪,一到家,就把所有的电灯打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最后吓得把头捂在被子里。幸亏好心的邻居想起我俩都不在家,半夜时分招呼我儿子到他家睡了一夜。我觉得我儿子似乎也为77年的高考阅卷作出了贡献。

阅卷过程中,还有一件难忘的事:标准答案之争。当时有一道“生产力”的名词解释题,正确答题得1分。现在看来,这是一道极普通的题,近乎于送分。但在1977年的特殊年代,“文革”刚刚结束,国家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为了强调知识、人才、生产力、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性,邓小平多次提到,媒体也大力宣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所以,百分之七八十的考生都回答“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显然与经济学关于“生产力”的严谨解释是不相符的。不符合标准答案必须扣分,但我们心里犯了嘀咕:“这些考生是按新闻媒体宣传口径回答的,能不能只扣0.5分呢?”大家争论得很激烈,情况反映到四川省相关主管部门,他们也吃不准,决定向北京中央主管部门请示。在那个特殊年代,我们多么想帮这些考生一把,“0.5分压一批(人数)”是我们当时的口头禅。最终,按照上级规定,感情服从理智,我们无奈地给那些考生扣了1分。

多年后,有人得知我参加过1977年高考阅卷,好奇地问:“黄老师,那时你们改了那么多卷子,赚了一票(指劳务费)吧?”我坦然地笑着回答他们:“管吃管住,其他没有”。

黄燕清原上海化工学院四川分院政治教研室教师,201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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