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炒作”一般指人们为了吸引大众的眼球，通过一些手段、技巧来对自己进行一番刻意的宣传。这种现象在时下的娱乐圈中是司空见惯的。不过在民国时期，这番功夫倒不单单是娱乐界的“特权”。因为不少背时的政治人物也会通过这一手段来“秀”自己一把，其中汪精卫就是一位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
1927年宁、汉合流之后，汪派人士在广州发动了驱李（济深）运动。中国共产党正好借此机会发动了广州起义。一时间汪精卫在南京国民政府中成为众矢之的。因此他不得不暂时退离他钟爱的政治舞台，悄然到法国“休假”去了。
1931年春，蒋介石因与胡汉民在“约法”问题上发生分歧，擅自将胡扣留于南京汤山。一时间舆论大哗。原先已被蒋介石各个击破的反蒋人士又联合起来了，于5月在广州召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发表宣言否认南京政府，另行成立新的国民政府。汪精卫以其在国民党内的资历与声望，被各方推举为广东国民政府主席。然而广东政府的实权却掌握在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等人的手里。
“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宁、粤双方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之下不得不作出某种和解的姿态，宣布于（时间？）在上海召开“和平统一会议”解决双方争端。一直在广州受气的汪精卫认为这是自己出头的好机会，便摆出一副遵从民意的姿态，迫不及待地前往上海出席和平统一会议。然而结果却令他非常郁闷：和平统一会议是开成了，但是在会议上唱主角的依然是南京和广州两地的实权人物。作为粤方名义领袖的汪精卫备受各方冷落，并没有多少出镜的机会。
不过人算不如天算。汪精卫很快时来运转。由于南京政府奉行对日妥协政策引起全国各地广大青年群众的强烈不满，此起彼伏的学生请愿事件迅速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12月7日，上海几家大报的记者找到汪精卫，请他谈谈对学生请愿问题的看法。急于出头的汪精卫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于是便以民意代表自居，发表了如下一番宏论：鉴于如此严重的外交局势，人民对政府无所作为提出批评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如果政府方面不采取切实步骤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而是继续推行压制舆论的政策，恐怕会引起民众更大的反感。为今之计，“最好即请各民众团体各自选出真正之代表，以组织一种民众团体代表会议的机关”，以便于“人民与政府间意志沟通”。[1]
第二天，《大公报》、《申报》、《民国日报》等具有全国影响的报刊以“汪精卫主张组织民众团体代表会议”为关键词，在显著位置对其谈话内容进行报道。此举着实吸引了一大批人的眼球。南京政府方面显然是为了回应汪精卫的谈话，于12月9日召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表示要尽快落实此前通过的“国难会议案”，以便“容纳各方有经验人才加入”。
熟谙自我炒作之术的汪精卫则乘热打铁，又于12月11日在各大报纸上公开发表所谓“蒸电”，宣称“训政目的在训练民众行使政权。故训政时代组织政府之权，虽属中国国民党，而人民代表机关仍不可偏废”，因此，“今日应即发起国民救国会议”，“由人民团体代表参加组织，俾得充分表现其对于国难之主张及方法。同时并由宁粤双方选派代表参加。在此会议中须放弃对抗形势，平心静气，以共谋应付国难”。最后他还表示：如果各界认同他提出的“国民救国会议”主张，他将进一步提出该民意机构的“组织方案及详细条理”。[2]
12月12日，汪精卫再次与各报记者进行接触。当有记者问及“国民救国会议”与“国难会议”主张的区别时，汪氏故作高深地答道：“余所主张国民救国会议，其重要之构成份子，为人民团体代表，此为国民救国会议与国难会议不同之点。”当有记者问到“国民救国会议”是否是临时性的机构，汪氏答曰即便国难过去了，平时亦须有代表民意的机关存在。当有记者问起了有关“党治”的问题时，汪氏则以强调“民主政治”的高调口吻加以回答。[3]
经过上述几次连续出击，汪精卫的公众形象得以迅速提升。一些著名报纸（如《大公报》，《民国日报》）在“社评”一栏对汪氏的主张进行了热烈讨论。那些对南京方面颇为不满的人士——如胡汉民、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等人——也纷纷发表通电，表示竭诚拥护汪氏的主张。汪精卫通过抨击时政自抬身价的目的得以实现。
但炒作毕竟是炒作，它根本经不起事实的检验。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通电下野。国民党内各派系为权力重组展开新的博弈。汪精卫暗中派出几个心腹赴南京活动，自己则称病暂居上海，待价而沽。此时众多媒体记者并没有忘记汪精卫提出的“国民救国会议”主张，便找到在宁活动的汪派大员陈公博，请他谈谈“国民救国会议”主张的具体内容。陈仓促之间竟然以“救国会议方案，在沪时虽有讨论。因对于选举方面，颇多困难之点。斯时蒋先生通电辞职，同人等即将该案决定交一中全会提出，会同讨论，以集众意”[4]作答。由此可见汪氏提出的主张不过是一个空洞的政治口号而已。
在随后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随着国民党内的分化组合，蒋、汪合作的新格局浮出水面。汪精卫先是当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三常委之一，随后又就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重返权力要津的汪精卫再也不提所谓“国民救国会议”主张，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政府主导下的“国难会议”上去了。
纵观“国民救国会议”的主张的提出和最后的不了了之，我们不难发现它其实不过是汪精卫自我炒作过程中的一件道具而已。汪氏提出这些主张的目的根本不在促成民主政治，而仅仅是为了哗众取宠、自抬身价。不过鉴于他的自我炒作水平较高，所以在短时间内确实能够“忽悠”新闻媒体和善良的民众。
参考文献
1、《申报》1931年12月11日。
2、同1。
3、民国日报》1931年12月13日。
4、《民国日报》1931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