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幅照片说的是1957年12月20日，我校第一批教职工被光荣批准去上海郊区虹桥乡虹星农业生产合作社下乡劳动的故事，共有50人，其中讲师1人、助教35人、教辅员、职员14人。党委委员沈剑涵任支农队长兼党支部书记，冯宗菽、鲍景旦任副队长。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照片上的人早已全部退休，不少也已谢世。然而，当年好好的书放着不教，为何非要到农村去与农民兄弟们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呢？

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一面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一面也经历着接连不断的运动：思想改造、肃反、整风、反右派等。在这种特定的（扩大化的）政治大背景下，与工农相结合，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既是党中央的要求，也是知识分子最好的选择。经过了一年轰轰烈烈的“大鸣大放”（我校当时鸣放了11739条意见）和反右派斗争，知识分子感到要真正成为工农可靠的团结力量，就得纷纷上山（区）下乡（村）去建设新农村，参加劳动，接受锻炼和改造。1957年12月5日，在学校的发动下，我校要求下乡参加劳动的教职工报名人数达到516人，其中教授26人、副教授12人、讲师43人、教员5人、助教160、职员105人、教辅员41人、学徒45人、工人76。

鉴于教职员工要求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热情空前高涨，党委决定分期分批开展这项工作。自第一批50人下乡后，第二批34人又于1958年1月10日被批准下乡。“一定要好好干，做一个诚实的劳动者，不做劳动战线上的逃兵，遇到困难时，要像保尔·柯察金那样坚强，决不退缩”。这等决心，表达了当时大多数年轻知识分子的豪迈气概。

除此之外，对在校大学生也经常组织集体义务劳动。如1957年12月7日，全校2000多名学生浩浩荡荡开拔到附近梅陇、朱行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去支农，以实际行动纪念“12·9”运动22周年。

至1959年底，数批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教职员工全部返校，历时两年。

注：根据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号召，1963年开始，全国又有数百万知识分子和干部下工厂、下农村参加劳动，并进行“四清”（分小四清：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大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工作。此项运动前后持续了4年，直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